阳明先生又说：“尧、舜之前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能恢复，略而不论就可以了。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删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却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仅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所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恢复了。”

　　【解析】

　　这里徐爱是问阳明孔子对一些古代典籍的取舍存删的根据，古代典籍的失传和流传的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实际情况未必就像这里阳明所说。这里阳明无非是借这个话题谈论自己的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时代变迁的历史观，但是他强调的重点还不是落在“时变，法亦变”的这个观点上，而是在这个变的中间有一个不变的“道”的存在。他说的这个不变的“道”，是人的良知在不同时代的在政治举措上的显现。法可以变来变去，但是它终归要在符合天理人心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①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②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①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六经原包括《乐经》，《乐经》早佚，宋儒以《周礼》代之，以足六经。

　　②包牺，即伏羲，根据神话传说，他教人们耕种、打渔、畜牧，养牲畜以足庖厨，故称包（庖）牺。

　　【译文】

　　徐爱说：“早先的儒家学者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而史书只记载历史事件，这恐怕与五经的体例和宗旨稍有不同。”

　　阳明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载道的方面讲叫‘经’。事就是道，道就是事。《春秋》也是经，五经也可以作为史。《易》是伏羲事迹的历史，《尚书》是尧舜之后的历史，《礼》、《乐》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它们记载的内容和这些时代的史实相同，又和其要载的道相同，这样经和史又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阳明先生接着说：“五经也只是史。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戒。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能够让人引以为戒，所以保存一些戒条而略去事情的具体发展经过，以杜绝奸邪。”

　　【解析】

　　按照严格的定义，经和史是两个不同的门类，中国古籍一般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说明经和史是有着清晰的划分界限的。在这里，阳明施展了他的“太极和面功”的看家绝学，三下五除二将经和史揉捏成了一个东西。如果是研究逻辑学的专家看到这里，可以情绪激动地斥之为“悖谬”。但楼主无意于和专家们穿同一条裤子，我更原意走入阳明思想的深处，一探阳明先生那卓尔不群的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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