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上的发明，技术上的创新，哪一个不是依据“道”，这些“道”到了我们现代的教科书中，无非换了一个马甲，换了一个什么“牛顿三大力学定律”，“相对论”等等，其实这些东西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道”字，这些“道”在与人心相切合时，也就是人心在相对领域实现“至善”之时。

　　搞科研和发明的人，在探索的过程中，对阳明心学的运用正好可以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句话来形容。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发明和创造，也无非是人心对“道”的恰如其分的反映和运用。这种反映和运用，在阳明这里是什么？不就是“致良知”吗？不要看到“良知”两个字就往伦理方面想，“良知”涵盖伦理却又非“伦理”所能局限。它是一个“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东西，这句其实是阳明学著名的四句教中的第一句，这里顺便提下，后面还会详细讲到。

　　至于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这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落后绝对不是阳明心学带来的。

　　阳明先生往椅子后背上靠了靠，以便坐的更舒服些，然后翘起了二郎腿。对旁边站立的工作人员说刚才给他喝的白开水不合口味，要求换一杯今年刚采摘的西湖龙井来，另外他也表示房间的温度有点高，要求将空调温度调低点……

　　《传习录》中很多对话都是围绕着伦理方面而谈的，所以给人一种假象，阳明心学无非是在谈伦理学，但是通过上面的剖析，我们知道实情并非这样，“至善”是“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中国古代有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这点我承认。但是从阳明先生对“天理”的解释中，从来都没有说过只限于人伦方面的道德判断上，而实际上，“道德”这两个字，在古汉语中的解释也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一样。“万物运行的本然如此的规律”称之为“道”，“万物各得其所”称之为“德”，“德”者，“得”也，这才是“道德”本来的意思，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仅局限在对人的品德的判断上所说的道德。

　　所以阳明说的“心即理”，在人类对自然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时，同样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因为科学探索中的严谨、客观等要求，也正是一个去处自己内心“一己之见”的私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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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郑朝朔①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②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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